# 中世纪传统、专制主义与法国大革命\r
**作者**：Ryan McMake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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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大革命中崩塌的那个残暴、专制且奉行重商主义的国家，绝非一个温和克制的政权。在诸多方面，君主制对高度中央集权国家的推崇，早已为自身的覆灭埋下了种子。\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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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是巴士底狱日，这也意味着保守派媒体又将掀起一轮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我们看到保守派天主教杂志《危机》的乔治·拉特勒探讨了法国大革命背后的“刻意编造的神话”，《华尔街日报》的利亚姆·沃纳则将美国民主党如今提出的奴隶制赔偿诉求，归咎于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影响。\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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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革命派犯下的屠杀及其他罪行，确实未得到足够的舆论关注。\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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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大革命爆发以来，也出现了另一种截然相反的错误认知：仿佛所有对法国君主制的反对，本身都是毫无正当理由、且过分激进的。\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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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当代的大革命反对者往往追随约瑟夫·德·迈斯特的脚步，迈斯特在19世纪便竭力为旧法国统治阶级正名。他直言不讳地发表支持旧制度的极端言论，甚至否认从道德层面反对君主的可能性。其思想的典型表述如下：\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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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从与尊敬是最好的选择，我甚至想说要心怀爱戴。因为我们一开始便假定君主的存在，且必须绝对效忠于他，那么无论君主品性如何，心怀爱戴地侍奉他，难道不比心怀怨怼更好吗？\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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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求民众对法国国家表现出这般极端的顺从，恰恰是当初让君主制陷入危机的根源。\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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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埃德蒙·伯克这类相对温和的大革命反对者，也倾向于以“法国君主制是历经检验、合乎真理且承袭传统的存在”为由反对革命。一些人甚至声称，法国政权是中世纪那种权力受限、秉持国际主义的政权的代表。\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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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他们试图让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革命派推翻的，实则是一个数百年来以温和自由放任方式施政、谨慎保守的政权，因此，革命派对任何重大改革的诉求，必然都是过分的。\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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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解读，对当时的法国政权描绘得过于乐观了。\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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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革命爆发时，中世纪式君主制早已消亡\r
事实上，18世纪末的法国，其核心特征是重商主义、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而非克制。是法国君主制——而非革命派——率先摧毁了古老的去中心化中世纪秩序，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而这一国家后来最终落入激进派手中。\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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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到大革命爆发时，昔日温和的中世纪制度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专制君主制。这种制度崇尚并竭力追求不受约束的中央集权，推行的经济政策，皆是牺牲普罗大众的利益，为君主的亲信牟利。\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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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大革命——尤其是其早期的资产阶级形态，只是后来才被激进派篡夺——并非对传统欧洲的反抗，而是对崛起的现代专制主义强权的反抗。\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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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制主义在中世纪之后兴起\r
法国政权的转变，早在数世纪前便已开始。\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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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雷·罗斯巴德在其经济思想史著作中指出，“国家以损害经济为代价扩张权力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发生在14世纪：法兰西国王“美男子”腓力四世（1285-1314年在位）着手对其掌控之外的重要自由贸易区及其他市场机构“征税、掠夺，并实质上予以摧毁”。\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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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通过反复对有钱的群体或组织征收充公性赋税，摧毁了国内的资本与金融体系。1308年，他剿灭了富有的圣殿骑士团，将其财产收归王室国库。随后，腓力四世又接连对犹太人与北意大利商人征收沉重赋税，并实施充公掠夺。\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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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关键的是，美男子腓力四世在法国开创了常规征税制度。在此之前，法国并无常规税收。在中世纪，尽管国王在其专属领域被认为拥有至高权力，但这一领域受私有财产神圣性的限制。国王本应是法律的武装执行者与维护者，其收入本应来自王室土地的租金、封建贡赋与通行费，并不存在我们如今所说的常规税收。唯有在战争入侵、发起十字军东征等紧急情况下，君主除了号召封臣履行为其作战的封建义务外，或许会向封臣请求资助；但这种资助是请求而非命令，且仅在紧急时期有效。\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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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中世纪的政治经济体系形成了重大决裂。正如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所描述的：\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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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15世纪，贸易保护的最初迹象才开始显现。在此之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各国存在通过保护本国贸易免受外国竞争、从而扶持其发展的丝毫意愿。在这一点上，13世纪前成为中世纪文明标志的国际主义，在各国的施政中体现得尤为鲜明……中世纪的君主们，几乎毫无重商主义的色彩，或许只有腓特烈二世及其在那不勒斯王国的安茹王朝继任者是例外。诚然，在拜占庭以及西西里和非洲穆斯林的影响下，我们能在这些地方看到国家干预经济体系的萌芽。\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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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到16世纪法国专制主义兴起时，中世纪的世界早已不复存在。历史学家杰克·戈德斯通指出：\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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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封建主义的鼎盛时期，以大量独立的骑士和庄园主通过宣誓效忠于上级、以本地非市场经济为主、农奴完全依附于土地为特征，这一时代在1500年之前便已消亡，即黑死病后社会缓慢复苏的一个半世纪里。到16世纪初，市场经济、由国王统领的中央政府主导的类国家政治结构，已遍布易北河以西的欧洲大部分地区。\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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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戈德斯通所指的并非不受干预的经济，而是一种日益以现金支付、大宗商品远距离交易为特征的经济。\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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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伴而生的，是专制国家的重商主义，而法国在16世纪狂热地接纳了这一理念。\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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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专制主义思想在法国传播，统治阶级愈发借助君主制巩固权力。罗斯巴德继续写道：\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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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世纪的法国法学家还系统性地废除了所有中世纪里独立于个人与国家之外的法人团体或组织的法定权利，自此，不再有任何中间机构或封建权力体系。国王对这些中间势力拥有绝对控制权，可随意扶植或废除它们。\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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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总结沙瑟纳克斯的观点时所言：\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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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瑟纳克斯称，所有司法权都归属于君主的最高权威；任何人的司法权，皆源于君主的授予与许可。任命法官的权力独属于君主，所有官职与尊荣皆如泉水般，从君主处流淌而出。\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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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君主对此欣然接受，而法国国家对经济事务的掌控力，在17、18世纪持续增强。\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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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市场自由的缺失带来了恶果。随着君主接连发动一系列非正义战争，加之各类奢靡的开支，法国政府陷入了财政危机。\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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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改革的失败之后，大革命降临\r
早期的法国自由主义者——其中以弗朗索瓦·魁奈与安·罗·雅克·杜尔哥为核心——试图让法国的财政回归理性。但由于君主制及其盟友手握大权，他们除了试图说服君主推行更理性的经济政策外，几乎别无他法。任何来自君主制外部的去中心化或改革尝试，都可能被君主制残酷无情地镇压，这些君主乐于对所有不服从国家法令的人痛下杀手。\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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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罗斯巴德得出结论：\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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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农学派的策略最终以失败告终，而这一失败，并非仅仅源于某位君主的反复无常。因为即便君主能认识到，自由能为其臣民带来幸福与繁荣，其自身的利益往往仍是最大化国家的榨取，从而扩充自己的权力与财富。此外，君主并非独自统治，而是作为官僚、贵族、享有特权的垄断者与封建领主组成的统治联盟的领袖。简而言之，他是权力精英即“统治阶级”的首脑。从理论上讲，国王与其他统治阶级成员可能欣然接受一种终结其权力、实则让他们失去既得利益的哲学与政治经济体系，但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法国的情况显然便是如此，因此，在重农学派与杜尔哥的改革失败后，法国大革命爆发了。（重点为原文所加）\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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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多次改革尝试因僵化的君主制与统治阶级而受挫后，“法国大革命降临了”。\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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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前夕的法国政权，绝非一个虽有缺陷、但已尽最大努力施政且权力行使有所克制的机构。恰恰相反，路易十四与路易十六统治下的法国，是专制国家，手握庞大的政治与经济权力，为了让政权盟友暴富，不惜打压异己、压榨普通民众。因此，“没有法国人有正当理由对法国政权心怀不满”这一观点，与18世纪法国政治经济的残酷现实毫无关联。\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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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大革命确实引发了无数血腥的过激行为，这些行为无从辩解。但即便如此，我们仍能看到君主制留下的烙印。毕竟，是君主制摧毁了地方自治，建立起庞大、现代化的官僚体系，还炮制出“统一的法国国家须听命于掌控权力者的恣意妄为”这一理念。\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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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因素在美国殖民地的缺失，恰恰解释了为何美国革命从未出现类似法国大革命恐怖统治的局面。长期以来，美国革命的拥护者一直宣扬对其的浪漫化解读，将这场革命描绘成一场高度文明、克制的运动，但现实要血腥得多。美国革命也未能摆脱暴民暴力、血腥的内部冲突，以及对失势统治阶级的大规模掠夺，这些现象在殖民地都曾出现。所缺少的，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官僚体系、国内常备军，以及“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统一的民族”的理念。\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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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事物，正是在法国君主制打造的温床中诞生的，也正因如此，君主制为自身的覆灭埋下了巨大的伏笔。\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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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引文摘自彼得·维雷克所著《保守派思想家：从约翰·亚当斯到温斯顿·丘吉尔》